中华文明真是伟大，在众多传统节日中，专门设置了祭奠先人的节日，以提醒在纷纷扰扰的红尘中逐名追利的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先人。

对于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即使我们完成它们绰绰有余，我们总会有一些借口；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情，即使我们知道他它不对，我们也总会有一些理由。

路北公园越建越漂亮了，草儿碧青耀人的眼，花儿芬芳美人的心。各种健身娱乐设施都是新的，孩子们穿得花花绿绿，可爱的很，他们滑滑梯，坐旋转木马，开心得很，哪怕他们只是蹲在草丛前出神地望着一只不知名的小虫子，或者伸着脖子努力地闻一朵花香，都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又这么丰盈…… 就连整个春天也嫉妒了。 而那个坐在石凳上望着远去的绿皮火车的人，满目都是孤独…… 路北公园旁边是这座城市最早的铁路，也是唯一还有绿皮火车经过的铁路了。 而他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准时等待那趟开往烟台的火车，当年他就是坐这趟火车来的，而如今这趟火车再也不能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他好像也没有想去的地方了。 十六年前，他来这里扎下了根，像一个树枝繁叶茂，然后一春一秋地苍老，他本以为只要有一个人守着，苍老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只是如今，这苍老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十九年前，他背着行李在车厢过道里遇见那个姑娘，当时她流了一脸的眼泪。 他默默地看着她，她也还是默默地流着眼泪。当她把手里的纸巾用完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把兜里一叠纸巾递给她时，她眼里的泪也暂停了。 他说，他是去烟台打工，问她这是去哪里，她说，她也是。 然后，他笑了。她奇怪他为什么会笑，但到底她的眼泪再没有掉下来。 他们在烟台一共打了三年工，他去找过她十五次，她找过他三次，最后一次，他说，我们结婚吧。 她说，好。 于是他们坐着那趟绿皮火车回来了。 直到那天，她才说当初遇见时，她为什么哭。 她那年职高毕业，想再读个大专，但家里不同意，确切地说是继母不同意。因为继母的儿子也要读高中了，将来还要读大学，有好多钱要等着花呢。懦弱的父亲没有改变任何意见的话语权。 她只好认命，去市郊的家化工厂打工。一年后，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准备把她嫁了。可她不想嫁，于是就跑了出来。 在烟台的三年，他在一家印刷厂干维修，她在一家蛋糕店当小工。他攒了五万多块钱，她攒了三万多块钱。 他老家是榆次的，他也不想回了，因为老家没人了，父母早在十几年前就在一次矿山事故中去世了，几年后爷爷奶奶也相继离世，他成了一个可以四海为家的人。直到遇到她，他想要一个家。 她愿意给他一个家。 他们回来结婚，到底还是通知了她的父亲和继母，继母说你们愿意咋样就咋样，我们没有一分嫁妆给你们，我们也不准备要你们一分钱彩礼。大致的意思就是，从此这个家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结果也挺好。她想。 只是他们的婚礼异常的冷清，冷清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亲朋的参与。 他们在路北租了一个老院子，两间平房，他们手里的钱，他们打算继续攒下去，攒到能够买一套楼房，他们就真正地有家了。 但结婚的那天晚上，他们还是收到了一份礼物。 那份礼物是隔着老院子简陋的院门塞进来的，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有三千块钱，但却都是零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最大面值的一张是五十的…… 她猜到了，捧着那一小包钱，泪流满面。 那是收废品的父亲攒的，并且应该不知是攒了多少年，偷偷地攒的，因为在记忆中，她的继母不允许他的父亲兜里超过一百块钱，并且每天晚上收废品回来，都要严格地对账，父亲那时候连烟卷都抽不起，一直抽几毛一两的冒烟，那是父亲唯一被允许的爱好。 她结婚后的三年，父亲就死了，死在了自己收废品的三轮车上，兜里揣着一张肺癌晚期的诊断书。 那一天，她把肝肠几乎都要哭断了。两个月后，继母就又另嫁了人，找一个工厂退休的老头儿。继母要把房子卖掉，本来她是不知道的，是她碰见之前的一个邻居，跟她的说的。 她的脸一下子黑下来。 她去找继母，不允许她卖，要是卖，必须分她一半的钱，必须。继母叫来了娘家人，要打她，她冷冽地说，你们打，我就报警，你们要卖房子，咱们就打官司，打到底。 她心里的恨是，父亲再婚的这些年，基本是没有一点温暖而言的，这房子是她们家的房子，理应也有她的一半。她说，做人心不能太毒，也不能太不要脸。 结果，官司没打，找了个中间人调解，房子卖了，给了她二十六万。 他说，我们把钱凑一凑，也买套房子，安个家吧。 她说，行。 可是看了一圈房子以后，她改主意了，说，我们不卖楼房了，我们在路北买个院子吧。 他说，为嘛呀？ 她说，我们这样一直打工，根本也攒不了多少钱，我们买个院子，开个废品站吧，好赖也算个生意。 他想了一夜，同意了。 于是他们就用手里所有的钱，在路北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院子，那时候拆迁还没有么厉害，人们还没有那种意识，平房也没有那么贵，又是七十年代的老院子了。 废品站的生意还真不错，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 只是唯有一个问题，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所有的医院基本也看遍了，各种偏方也都用了个遍，还是一直没有怀着孩子。 她甚至跟他说过，要不我们离婚吧。 他不作声，于是以后的日子就差不多都变成不作声的了。 他变成了一个爱喝酒的人，每天都醉熏熏的，她变成了一个爱打麻将的人，只要一有空就钻进麻将馆。 直到有一天，她从麻将馆里再也没有出来，突发心梗，120来了，连车门都没开，就又走了。 很快，城市发生了巨变，到处都在拆迁，路北也拆了，他的废品站赔了六套房，好多人都替他高兴，都说这下他变成地主了，下半辈子不用干活儿，也没问题了，并且取六个老婆都没问题，一套房一个。哈哈，当然，这都是酒友们在一起开的玩笑。 他现在拿着那六套房的钥匙，一个老婆也没娶。 他常常坐在路北公园里看着那趟绿皮火车从这里经过，他的兜里揣着一张从旧挂历上撕下来的一张纸，那张纸上写着：要是有个孩子，多好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第一任老师的态度，从一开始的顺从或是仰望，到后来的追求平等对话，随后进入青春期的叛逆，再到读大学深造后的淡漠，到步入社会后，面对苍老笨拙的老师的那一种俯视，开始不自觉地变换了角色，自己成了老师，他们成了学生。

清明，雨。 坐在书桌前，看着析析沥沥的细雨敲窗，想起我爷，便泪眼迷离。 我爷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115岁了。 我爷教过书，当过兵，种过庄稼。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被迫中途辞教。 我爷一生勤勤恳恳，胆小怕事，从不和人争论。 文化人，爱看书。 年轻时我爷視力好，看书不戴眼镜。五十岁以后，我爷说看啥麻拉拉的，就配了副眼镜，看书的时候戴，戴着戴着就离不开了。 我爷的眼镜我偷偷戴过，戴上就头晕，不敢走路，路上像是有个大坑。 长期养成的习惯，我爷拿起书就寻眼镜。 常常是眼镜戴在眼睛上还在找。看着我爷戴着眼镜找眼镜，我就笑。 我笑，我爷就骂：“你个碎崽娃子，把我的眼镜抬（藏的意思）到阿达去了？” 说我爷没记性吧，书上所说所写，历史上那天发生啥事我爷能记的清清楚楚，能倒背如流。说记性好吧，老是戴着眼镜找眼镜。 有一次，我爷还是戴着眼镜找眼镜。 我说：“爷，你寻啥呢？” 我爷就说：“得是你个馿日的，可把我眼镜拿去了？除过你个馿日的拿，再就没人敢拿了。” 我说：“爷，你拿手把眼睛擦亮就能寻着了。” 我爷就用手去擦眼睛，手碰到了眼镜，我爷就笑了。我爷拿个条帚骨嘟就撵我：“你个馿日的还不好好给我说，拐弯抹角的。” 今早，心儿拿着书问我：“爷爷，这个字怎么念？” 我说：”你给爷爷拿眼镜去！” 心儿指了指我的鼻梁笑着说：“爷爷戴着眼镜呢！” 我忽然笑了，对心儿说道：“你爷咋跟我爷成一个样子了！”

“清明追思忆故人，阴雨绵绵思断魂。扫墓添坟寄哀思，生前记忆心中存”。

海岸上有母子二人居住， 母亲含辛茹苦的把儿子养大， 儿子决心报答养育之恩， 随邻人出海捕鱼。 风和日丽、大海像温顺的淑女， 儿子随着邻人出海捕鱼。 母亲把儿子送到港湾， 祝福儿子平安归来,吉祥如意。 望着母亲饱含的泪水， 儿子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是母亲千辛万苦把我养大， 没有母亲也就没有自己。

第十七章3、不让女儿竞选 胡母一看，原来是武奎来了，便站起身来迎接：“有你啥事？干啥来了？” 武奎笑着说：“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了？想你来呗！” 胡母也消了气，笑着说：“想，你也是白想！咱俩没戏。” “哎，哎！不带这么玩的哎！你可不能耍赖！你是亲口给我答应的，等把孩子都安排了，就考虑咱们俩的事了嘛！”武奎急忙接话。 “合着你就是来找我起腻来了？老不正经！”胡母有些不悦。 武奎察觉到胡母的心理变化，赶忙说：“当然不是了。是有一件大事跟你串联串联。” 胡母也觉得自己的态度不甚友好，也马上把脸色变过来，和颜悦色的问：“啥大事？” “村委会要换届了！又要重新选举村主任了。”武奎的话，有些夸张。 “这我早就知道。三年换一回，这不正好是三年头嘛，法律规定的。换就换呗，那关我什么屁事。”胡母淡淡的说。 “是不关你的事，可直接关系到胡达古拉呢！”武奎说。 胡母心头微微一震，问：“咋了？莫不是不让她当那个妇联主任的差事了？那更好，我那闺女，回家过日子，也是好手，肯定比现在省心。天天操不完的心。” 武奎赶忙说：“不是不让她当妇联主任了，不对，是不想让她当妇联主任了，是想着让她当村主任，把吴老二换下来！” “咋地，咋地？是谁的主意？这不是坑我们胡达古拉吗？不行，不行！”胡母嚷了起来。 “你嚷啥？这不刚跟你说嘛，征求你的意见嘛！你听我把来龙去脉说完了。你再嚷嚷吧。”武奎也呛了胡母几句，胡母也平静了，说：“你说，咋回事儿。” “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咱们村这些年的工作，都是达古拉抗大梁。那个赵书记吧，身体也不太好，说得多，做得少，再加上吴老二这人心眼多，私心重，也不让他伸腰。能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干点事儿的，也就咱们的胡达古拉了。我那姑爷百岁说了，那干脆就把达古拉推上去算了。这还是我们过大年正月景儿喝酒时候闲说话时候提的头儿呢。等我把这意思跟村里一些老家伙一透示，大家还都说行。村里的人都知道胡达古拉最听你的话，担心你拦挡着不让她干。别等我们费尽巴力的把她选上了，你再一打破头楔儿，我们不就白费劲了？”武奎嘚卜了半天，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 胡母思谋了一会儿，断然的对武奎说：“不行！我不同意让胡达古拉当村主任！把吴老二推下去，我是双手赞成！可是让达古拉当主任我不同意！” 武奎问：“为啥？”

陡城名气之大，在我眼里，就是那年那月我在《甘肃日报》看到一篇陡城的文章，标题就叫陡城。接下来的平川区居民，谁拿水泉说事，打头一句：“陡水黄，”怎么怎么了。陡水黄，泛指水泉镇的三大地名，即陡城村、水泉村、黄湾村，由此看来，陡城，依然是水泉镇的大哥大。问题来了，陡城为什么能叫陡城？那年那月我在陡城小学门前，看到陡城的“银色浪潮”在晒太阳，随机采访一位95岁的老者，他狠狠地捋了一把胡子，又狠狠地吸了一口旱烟叶子，告诉我：“陡城，不管你从那个方向走进陡城，都得爬山，故名陡城。”哦，原来是这样，远处，一轮红日，挂在陡城城墙，很像一枚历史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