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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对于大部分写作者，真正的悲剧，是不能写自己想写、能写和善写的东西，而是要主题先行和无条件跟风，为政治服务，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对于良知尚存的写作者无疑于自我践踏，很痛苦，很无奈，要命的是你还得照办不误。 首先改动了大标题，将“按老三篇做人，照老三篇做事”改为“按毛泽东思想做人，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将副标题“记总字一0二部队某部指导员、苗族干部石福炳”改为“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某部指导员、苗族干部石福炳”。这篇按两个“更”字重新打造的大通讯，由一万多字改到近两万字，通篇革命口号震天响、战斗浓烟滚滚来。经十几天吃意图乱揣摩，我们四人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晕头转向，陈劲松还住进了医院。我们买了苹果罐头去看望他。 接下来是呈送各级领导审阅，我们又进入了焦虑地等待中。 与其消极地等待，不如积极地进取。整天没着没落地东遛西转也不是办法。张股长得知大通讯已送上级领导审阅中的消息后，长长地舒了口气，在电话上指示我：“我们要为下一步大规模地学习宣传做准备，不能打无把握之仗，你要把那些小故事按照大通讯的口径重新整理，以备将来之需！”张股长是老宣传，他的判断往往准确无误。我立即落实股长的指示，将我原来写的四十多篇小故事重新返工。至今保留在我手里的这本小故事集，就是那篇大通讯的一个证据。（同时也为失去了那些比较本真的小故事深感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