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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事的时候，三个姐姐就陆续出嫁了。大哥是十六、七岁时就当兵走了，父母说从那时就音讯皆无，我成了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我不懂事时候，都是姐姐们哄我、伺候我、背着抱着我。尽管家境贫寒，一旦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先记（尽）着我，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我成了“小皇帝”。我只要一哭，老妈就认为姐姐们没哄好我，轻者骂姐姐一通，重者便是一顿鸡毛掸子抽！而且在“行刑”时，还不让她们乱动，就得在那儿老老实实的挨打！什么时候不打了，才算是完事了。姐姐们说，挨打最多的是二姐、三姐，大姐早嫁，很少回来，故而挨打少些。 为了我，两个姐姐挨了母亲多少打，都记不清了，差不多是她们天天挨打。有时一天打两回！我会走路了，也赖着不走，就是找姐姐背着，放下就哭，抱着都不干！两个姐姐说，弟弟是父母的“心肝宝贝”！我们啥都不是！ 我略为懂事时，好像有点“爱憎分明”的立场了。说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二姐被母亲按在地下暴抽！我端着一碗黏粥正在炉台子上站着，看母亲打姐姐，气不过，一下子就把一碗黏粥扣到母亲头上了！这样，才解了二姐挨打的围。母亲费了半天劲，又是拽巴又是洗的，才弄干净。这些都是姐姐和我说的，是不是这样，我渾然不知，一点记忆都没有。 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没人哄我了，母亲干活时就带着我。说是有一年我大腿根长个疖子，不能走路，母亲把我背到房前自留地，告诉我在地头这儿老实坐着，再三嘱咐听话别动！据说我当时是答应了，母亲就放心的去拔草了。待她拔草到地那头儿又返回来时，说看到我拖着一条病腿，把横垅种的角瓜秧子全部拔下来，在那晾着呢！这样的淘气、祸害人，还不把人气坏了即使是那样，母亲都没舍得打我一下。我家后院有棵甜核杏树，每年结的杏，可好吃了，杏花落了，待杏子还没长成的早期，只有手指头肚大小的时候，我每条上学校之前，总是把杏子摘一挎兜子带到学校给学生们吃。反正伸手能够到的，无一幸免，待到杏子成熟了，也就所幸无几了！这些“祸害人”的事情，有些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之前的事我只是听姐姐和母亲说，我问过母亲，母亲不否认，证明姐姐没撒谎。 时间流逝的飞快，大姐、二姐和父母亲都过世多年，三姐也七十多岁了，身体还可以，每次我去看她，她都像背书一样和我讲小时候的事，我在老姐跟前默默的听，讲到伤心处，姐弟俩都流了泪，我就不让她继续讲了。 虽然家境贫寒，那个年代全国都一样。当时我们国家解放不久，一穷二白的国家，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都勒紧裤带带领全国人民过紧日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席带头不吃肉。这些年，我去韶山都去主席纪念馆看看，每去一次出来总是泪流满面。一个大国领袖心中时刻想着百姓，一双拖鞋补了补，衬衣袖口、领口全都面目全非，一件毛巾睡衣，补了七十多个补丁，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唯有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时那套65式草绿色军装算是最好的衣服了，国家再穷难道给主席做件衣服都做不起吗不是的，主席不让做，你们谁做谁穿。他不做，别人谁还敢做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最好理由，人民领袖人民爱，人民领袖爱人民。 经历了三年自然实害，真是触目惊心。我吃过疙瘩白根子和谷渣子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境并不过分，谁家要是吃上小米饭，那就是好生活了，尽管如此，父母有时去亲戚家借几碗米来也让我先吃上小米饭。 后来，母亲又生了妹妹、弟弟，使这本来就十分困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就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七八个没有一个饿死的，也真不简单。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父母就是供我读书，一心让我上大学，做个有文化的人。 三年自然灾害挺过来，家里生活逐步好了，但也不富裕，仅能勉强填饱肚子而已。我非但没有瘦，而且在同龄男孩中，从个头上，力气上，可谓无人匹敌。摔跤谁也不是对手，但我不打架，就是领着同年龄段的孩子发唆、淘气，左邻右舍都说我这孩子不坏，就是太淘。那时候同龄孩子都没我长得壮实，我就成了孩子头，领上几个孩子到生产队院子掏麻雀。在生产队爬梁柁，把所有麻雀能做窝的地方都统统掏个遍。伸不进手的地方找个棍前头劈个叉伸进去也给它拧出来，把麻雀逼的无处做窝。生产队有一口井，四周用石头垒个圆桶，有四五米深，麻雀就飞到那里在石缝做窝，被我们发现后，研究了半天，决定由我下井，双脚踩着石缝，下去一米左右，用个带叉的棍儿把麻雀窝给拧出来，那里边的小麻雀还叽叽乱叫呢！这時，我感觉靠在石头的后背腰这块儿有东西在动，回头一看，是一条蛇的身子从这个石缝正往那个石缝里快速移动！我一害怕，脚一松，一下子就掉到进里去了！好在，就在脚触水的瞬间，我双手抓住了井绳！也多亏井水不深，也就一米多深吧，我的双脚踩到了水斗子了，水刚好淹到我胸前。上边几个小孩都吓跑了，跑到生产队叫人，说我掉进井里了，几个大人跑过来，一看我在水里双手抓着井绳，王生财大叔叫着我小名，告诉我抓紧了，他在上边拧辘轳把，把我捞上来了。 从此我在也不敢掏麻雀了，还怕长虫，到现在我都怕。 农村孩子淘气发唆，大多是有限度的。这里加点题外音：李树刚进公安局时，张凤奎就说，也就那些年管得松，放到现在，李树绝对够劳动教养的条件！锦山街里路灯灯泡几乎都是李树打碎的！我问李树，李树嘿嘿嘿一笑，说，那是的。我打弹弓是弹无虚发！ 在李树跟前，我的淘气、发唆，真是小巫见大巫，可谓张飞呔（吃的意思）酱蛋——那算个豆啊！

记得是1982年的那个冬天，郑玉大哥开212吉普车拉着办公室秘书缪继文去赤峰办事，我搭车去市局送月报，伊永生刚从部队退伍分到公安局，我们四人从赤峰回来，顺路到牛营子团结村的板沟自然村的郑大哥家吃午饭。郑大哥家在农村，是个小山沟。嫂子很麻利的炒上几个热菜，郑大哥拿出两瓶酒，我记得一瓶是”麦”酒，另一瓶是什么牌子的酒，现在忘了。因为郑大哥要住在家里，不回局里了，讲好车让伊永生开回，所以伊永生就不喝酒了。于是这两瓶酒就是我和缪秘书、郑大哥我们三个喝了。别看缪秘书个子大，还真不是个盛酒的家伙，一两酒下肚就脸红脖子粗的躺到炕上耍赖不喝了。郑大哥作为主人，碍于面子陪我喝酒。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在喀喇沁旗公安局喝酒量大也小有名气。郑大哥也比缪秘书强不到哪里去，看得出他虽然有些为难，但还是硬撑着陪我。碰了几杯后，他提出来划两拳，可是刚划了五拳，郑大哥就输了三拳。我说，别划了，我陪你两盅算了！这样划下去我捞不着酒喝了！ 这话确实有些狂，郑大哥一听，便开始给我戴高帽，哨我。他提出来自己喝一盅叫我喝两盅，有时还有三、四盅的时候。不大一会儿两瓶酒见了底。我计算了一下：缪继文喝了一两，郑大哥喝三两，我自己一个人喝了一斤六两了。虽然比较清醒，但是也管乎了，正处于喝点也行不喝也可以这个状态中。 这时郑大嫂子上来了，她对我说：来，我给兄弟满个酒！我说：满酒不喝，碰一个行。嫂子说：碰几个？我说：几个都行。她手里掐着那蓝杠四两壶对我说：碰一壶行吗？我毫不犹豫的说行。 于是，我和郑大嫂各自喝了一壶，喝完后我暗自思量，这个女人不寻常，能喝酒！因为我这是头一次和女人喝酒，我正在琢磨的时候，郑大嫂子又开口了：再碰一壶行吗？我犹豫了一下，碍于男人的面子，又爽快的说行。这样，第二壶又下去了。这时，我觉得自己体力不行了，肚子里有点酒往上涌的感觉！但是，我还能勉强支撑住，再看郑大嫂，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我的傻劲上来了，问：郑大嫂子，你喝的是酒吗？郑大嫂说：一个瓶里倒出来能有两样吗？不服再来一壶？我说来就来，我还怕你老娘们儿不成？这壶你先喝。 郑大嫂喝了一半停下了说：我不能喝完，我喝完了你不喝咋整？我得看你喝一半我再喝。我拿起壶刚喝了一大口，五脏六腑翻江倒海，酒一下子涌上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高儿蹦到地下，鞋都没顾的上穿，一个箭步窜出屋去，刚出外屋门就全部吐了出来！那呕吐就像水泵抽水一样，开始还带有一定弧度，然后是哗哗不止，伴随着眼泪，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那是吐的个一塌糊涂，比洗胃还痛快。我是又羞又臊，简直无法形容。 吐了个一干二净后，才明白，酒精的作用导致自己算错了帐，光算郑大嫂子喝的酒，没算自己喝的，她喝一斤，我喝了二斤四两！这是什么智商？此其一也。 其二，我轻视了郑大嫂。因为从部队到公安局从没和女同志喝过酒，甚至一个桌吃饭的机会都没有，总认为女同志即使能喝，她还能喝多少？女流之辈，不堪一击！故尔轻敌。 其三，郑大哥心里明镜似的，你不是喝酒有”名气”吗？特意教训我一下：你少发狂！事后郑大哥坦言：试试你到底多大酒量。 这样，我被老实巴交的郑大哥着实的算计了一下，这招儿又狠又绝，不亚于国主席当年在牛家营子当镇长时算计当时的工商局长于洪兵一样。 俗话说，一年让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何止十年怕井绳，几十年都胆战心惊，只要一见到郑大嫂，那场面就在眼前晃悠”过电影儿”。 几十年来，我从不敢和女人叫号宾酒，都是点到为止，只要看到女人喝酒，我就不寒而栗。 真是被整怕了。 整到终身难忘这个地步。

天上队险情天上队是四十家子革命老区的一个自然村、两个生产小队，因为在崇山峻岭之巅，故尔称为天上队。 旗政府关心革命老区人们的文化生活，特意给天上队拨了两台24英吋黑白电机供村民看，其中有一台被盗。当时非同小可，接到报案，刑警队全力以赴，技术员，侦查员一骨脑儿倾巢出动，兵发天上队。 郑大哥开着吉普车，李泽民，郝玉民各开一辆山东750三轮摩托警车，浩浩荡荡奔往天上队而来，到山根处我们全部下了车，望着看不到山顶的，仅能通过一辆牛车的便路，真是望而生畏。三轮摩托爬行不到二百米发动机过热，排气管子拖地，只有停下。大家想了个办法，卸掉排气管子，减轻阻力，一人慢慢开空车前行。郑大哥下了车，步行了几个弯道后，返回来说，你们都下车，我把空车开上去！当时，我们一行七人都为郑大哥捏一把汗！郑大哥却是面无惧色，凭自己高超的驾技，在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的险境中，两边车轮仅有十几公分的移动余地，中间还有十八个弯道！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郑大哥一点点儿的把車开到山顶时，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 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候郑大哥让我们都上吉普车上来坐，我们不解其中之意，各种猜测都有，但还是战战兢兢的上了车。在下山时候车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每个人都紧紧抓住车箱里任何可以抓手的地方，呼吸声都听的真真切切，空气仿佛要窒息，大家都憋着大气不敢喘！我没注意别人的表情，反正我是闭上了双眼了！一直到山底下才把眼睁开，而后喘了一口长气。一问他们也是一样，郑大哥就是凭这勇气把车开上开下的。 这是一种什么胆量？ 回来的路上，郑大哥道出原委：上山为什么空车，那种复杂的路是不能载重的，车的自重就够了，我知道212轴间距，也测量了牛车的间距，稳住油门不灭火就能上去，下来为什么让你们坐车，载重后车不颠，不甩尾，只要刹车不失灵，完全有把握。 噢！原来如此。 事隔多年，仍然心有余悸，不知四十家子这天上队变化多大？二十几户人家，不知迁下山来没有？路修好没有？脱贫达小康没有？如有机会还真想再去瞧上一眼。